专家:日本为何对华强硬?民族特质混合西方思想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由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宣传和落实以及美国占领军对战争时期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和势力(包括经济领域)的清算,战前和战时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受到了打击,加之被压制长久的左翼势力的复活,遭受战争磨难的一般国民对既往战争的反省和思考,一时间,和平主义思想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的扶植下,具有色彩的右翼势力重新抬头,“55年体制”形成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长期主持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但是在整个1950至1960年代,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或自由主义精神的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历史学家井上清和家永三郎等是前者的代表,他们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对此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思想家丸山真男等是后者的代表,他们更多地从江户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底流,来把握日本民族在近代的命运的某种必然性。而1960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则汇集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与右翼相对立的各种社会力量,其参加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以部分劳动阶级,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声音。

同时,战前和战时的国家主义和偏激的民族主义势力远远没有泯灭,战争时期曾是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治人物,在受到短暂的冷落后立即重新活跃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当上自民党总裁并成为首相的岸信介是最典型的代表。

而在知识界或舆论界,在1920年代末期曾是左翼文学家、入狱后转向成了当局意识形态吹鼓手、战后仍然坚持其右翼政治立场的林房雄,在1963年出版了一部厚厚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即是这一思潮的有力体现,绝不可将这种肯定侵略战争的认识简单地理解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狂妄之举,他实际上标志着明治以来不惜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追求强国或大帝国之梦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已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的骨髓,一旦出现了与之相适合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氛围,这种情绪或意识就会急剧膨胀,从而再次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198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它的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首先受到了欧美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它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风靡全球。

此时,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内省、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性思考已经大为减弱,战后一个时期曾经有较大势力的左翼力量,在富裕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逐渐走向衰弱。随之而起的,是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欲求,在民众中滋生开来。

曾三次组阁的中曾根康弘政府,明确提出了“回归保守”的口号,中增根提出的另一个理念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一词在战后一直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中增根企图用“健康的”(日文原文是“健全的”)这一定语赋予它新的意义。

1985年10月,他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由具有自信心的民主主义的基石,而构成这一基石的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一想法,中增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力图修改宪法,努力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985年7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了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中曾根的言论等引自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的《日本现代史》461-462页,东京青木书店2001年)

有日本学者评论说,中增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为鼓起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中曾根甚至以首相的官方身份第一次参拜了列入了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曾根的言行虽然受到了左翼和一部分中道力量的批评,但还是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较为广泛的好评,这也说明了中曾根的大国主义政策,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心声。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